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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705791.com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

2021-07-16 23:0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www.705791.comwww.bq7h1.com.cn怎样锻炼孩子的注意力 孩子注意!今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多名政协委员将就有关议题作大会发言。

  各位委员,现在开会。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帕巴拉·格列朗杰、林文漪、张庆黎、李海峰、王正伟、陈晓光、王钦敏。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共安排三场,今天下午进行第三场,共有15名委员发言。首先请朱维群委员发言,巩富文委员准备。

  中国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中“相适应”一句既是基本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总体目标。

  宗教总是某一具体社会的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以其特有方式反映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同时又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宗教的历史就是一个反映社会、影响社会,又适应现实社会的历史。如果某种宗教不愿或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它就不可避免会走向消亡。就中国来说,历史上凡是外来宗教,都必然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否则就难以存在和发展。今天中国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宗教在其中所具有的形态也必然与以往旧时代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宗教适应了历史上的中国还不够,还要适应今天的中国,改变旧时代的政治烙印,在宗教观念、制度、组织等方面进行调整,从现实生活中吸收新鲜养分。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最基本层面的要求是宗教界爱国守法,拥护中国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服从政府依法管理,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教徒首先是公民,享有公民的各项权利,也要尽到公民的各种义务。在我们国家,不允许有法外之宗教,也不允许有法外之教徒。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只要爱国守法,就基本做到了“相适应”。我国宗教界有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新中国建立以来,不断增强爱国热情,维护国家利益,主动投入国家建设进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主动配合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引导信众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坚持政教分离,反对境外利用宗教搞渗透和分裂活动的图谋,在事关祖国统一、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等重大政治问题上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

  “相适应”的第二个层面,要求宗教界不仅满足信众信仰上的需求,还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多做有益于民众幸福、社会和谐的事。近些年宗教界积极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支持教育卫生事业,保护文物,保护自然环境,参与抗灾活动。随着社会发展,宗教界要进一步丰富参与公益事业的形式并拓展渠道,减轻信众宗教活动负担,树立济世助人的良好社会形象。

  “相适应”的第三个层面,要求宗教界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教义教规中有利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道德提升的内容。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宗教经典和教义教规不能随便改动,但可以结合时代要求作出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

  近年来佛教提倡“人间佛教”,道教开展“生活道教”,伊斯兰教开展“解经”活动,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天主教推进“民主办教”、“自选自圣”,都取得长足进展。佛教界深刻揭露集团歪曲佛教教义、煽动制造事件的恶行,针锋相对地阐释佛教珍爱生命、不许杀生的基本教义;伊斯兰界提出坚守中道、远离极端,坚决反对和一切打着宗教旗号的暴力恐怖行为,都有力维护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赢得社会尊重。对教义教规作出新的阐释,要依靠宗教界自觉,不能由他人越俎代庖。

  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将长期存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项长期、系统、艰巨的工程。要整合党政宗教部门、宗教界、学术界等多方力量,遵循人类宗教现象内在规律,结合中国宗教的传统,及时作出方向性、前瞻性、战略性思考,深入阐释“相适应”的内涵、要求和途径。

  当前有必要强调坚持外来宗教中国化的传统,防止“去中国化”、“逆本土化”倾向的发生和扩散。加强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解决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地位、宗教组织兴办公益慈善事业所涉及法律问题,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利用国民教育资源,提高宗教教职人员特别是中青年的国民教育水平,引导他们自觉关注、参与和服务社会。党政有关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水平,在引领“相适应”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战线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战略部署。习总书记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可以说,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已经成为当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面临的一场“大考”。这场“大考”势在必行。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党员干部既是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执行者,也是法治建设理所当然的责任人。这场“大考”迫在眉睫。民以吏为师,党员干部的信念、决心、行动,既是价值风向标,更是关键推动力,其引领示范作用决定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向、道路、进度。这场“大考”颇具难度。一些党员干部仍然存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现象,存在不屑学法、心中无法、知法犯法,甚至危害、破坏、践踏法治等情况。

  这场“大考”,考的是党员干部如何培育法治精神,是不是存有敬畏之心,秉持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的理念,是不是还有人治思想和长官意志的残留。因此,要在认识上准确把握党和法的关系。

  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体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党和法是高度一致的。之所以出现“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不遵法、不学法、不守法、不用法,使党纪国法在人们眼中沦为“橡皮泥”、“稻草人”,不仅损害了法治,也伤害了党的肌体。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加强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的无缝衔接。

  通过制度对接,使改革在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方面都于法有据;使党内处分和国家处罚实施目标一致的惩处机制和责任机制。广大党员干部更要准确把握党和法高度一致的关系,把对党的忠诚和对法的尊崇统一起来,决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个人破坏法治的借口和挡箭牌。

  这场“大考”,考的是党员干部如何把握法治内容,是不是手握法律戒尺,明晰法律规定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是不是还会在法治之外作决策、办事情。因此,要着力建立健全党员干部学法守法用法的各项机制。

  一是学习培训制度,加大公务员招录遴选考试中法律常识的比例,在公务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以及日常培训中列入法律课程;二是考核任用制度,考察干部时增加关于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情况的考核,考核制度中补充有关推进法治建设实绩的内容;三是追溯问责制度,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乱作为”,不落实法律要求的“不作为”,不遵守法律程序的“擅作为”,无论还在任与否,都要严格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失职问责,违法追究;四是政务公开制度,由人民群众来监督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真正做到警钟常鸣、警钟长鸣,有力确保依法履职、依法尽责。

  这场“大考”,考的是党员干部如何营造法治环境,是不是牢记职权法定,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是不是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因此,要形成党员干部自上而下与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法治氛围。依法完善监督体系。健全质询、问责、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相互之间的衔接,形成监督的合力。始终坚定规则意识、谦抑意识、程序意识、有限性意识、利益平衡意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与公权力行使相关的事项中真切地感受到公平正义。通过党员干部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引领人民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

  2014年,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提案开展督办调研,并向中央提出: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开展深入持久宣传教育;以“十三五”规划制定为契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领域等建议。我作为调研组成员、一名高校党务工作者,就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一发言。

  青年大学生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价值取向。习总书记指出,青年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又明确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帮助学生筑梦、追梦、圆梦。大学肩负着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任务,有责任帮助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强烈的爱国情怀、家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仍然是大学生的主流思想。据调查,98%的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81%的大学生认为“对自己的成长成才非常有必要”。然而,也有些大迷失,追求物质享受,价值观不正确,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目前,我们认为大学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有的理想信念淡薄,知行不一。在多元文化思想冲突中感到迷茫,精神空虚,有时“说一套,做一套”。例如,大学生高度认同“法治”社会模式,但在维护自己利益时,首选的却是“关系”。二是载体和途径缺乏,具体措施落实不够。有些大学生认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字表述过长,缺乏具体生动有效的活动形式,感到“空对空”。三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较重,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担当意识不强。核心价值观入课堂、入教材容易,入心、入脑难。有的大学生价值观错位,对个人得失看得重,对公共利益淡漠。

  以上问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多元文化冲击碰撞、就业和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此建议:第一,社会各界要积极参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注重实践,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认同。构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合力育人的协同平台,全社会都应成为育人课堂。大学生社会实践仅依靠学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国家层面在政策保障、经费投入、权益保护等方面给予支持,设立国家级、省市级大学生实践基地。企事业单位要给大学生提供更好、更多实习机会。家庭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也要积极参与到实践育人工程中来。

  第二,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接地气”,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提升大学生的情感认同。“落细”方面,建议开设一批大学生喜闻乐见、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开课”。鼓励科技精英、企业领袖、创业先锋等进校园,分享成功经验,传递正能量,潜移默化影响大学生价值取向。“落小”方面,建议开展“感恩节”、“志愿者日”、“青春纪念日”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充分发挥宣传舆论引导作用,借助微信、微博、微电影等新媒体形式,传播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落实”方面,要充分挖掘校内外文化教育资源,实施文化育人工程。发挥大学校训、校史、大学精神的育人作用。树立身边的优秀典型,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得以“熏陶”。

  第三, 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与思想教育创新相结合,提升大学生的理想认同。实施高校思政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发挥思政课的主渠道作用,深化课程综合改革,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课。开展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形成思想教育合力。所有学科都有育人责任,所有教师都要教书育人,将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培育大学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崇高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2014年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改作出了决定,批准香港从2017年开始可以实行行政长官普选,并对普选办法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作出明确规定,充分展现了中央政府推进香港民主发展的诚意,我十分支持这个决定。我认为,有关决定符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原则,按实际情况发展适合香港的民主制度,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亦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众所周知,去年9月28日香港发生了持续79天的违法“占中”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损害经济民生,冲击香港赖以成功、市民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事件最后得到平稳解决,殊不容易。我们非常感谢中央政府,充分相信港人的理性务实,放手让港府自己处置“占中”,展现了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形象。我们也感谢港府以及香港警队,一直以专业、克制的态度,依法成功处理占领事件,恢复社会秩序,充分展现对坚守香港法治、维护社会安定的承担。

  违法“占中”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面有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过去几年,香港经济环境虽逐步改善,但普通市民未普遍受惠经济繁荣的成果,生活素质未得到根本性改善,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楼价飙升、青年向上流动空间狭窄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反对派的诱导下,不少港人错误相信所谓“真普选”乃解决香港各项深层次矛盾的灵丹妙药。

  但更根本原因还在于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落实出现了偏差,一些人片面强调“两制”,却忽略甚至抵制“一国”,他们把“一国两制”理解为中央“不管”或“不能管”,抗拒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无视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决定权。“占中”者要求撤回人大常委会决定,坚持“公民提名”,本质上就是挑战“一国”和基本法,挑战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最终目的是要把香港变成一个事实上不受中央管辖的区域。特别值得忧虑的是,“占中”者中很多是青年学生。这些青年学生的言行反映出他们的国家观念十分淡薄,对国家的认识非常片面。这说明香港的教育出了大问题。青年人代表未来,教育方面的问题不解决,香港的未来堪忧。

  现在,摆在香港面前的最大挑战是,“占中”之后,如何推动社会各界全面认识“一国两制”方针,如何帮助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如何通过经济发展消除市民的怨气,令“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得到更好贯彻落实。

  对此,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加大对基本法的宣传。我建议,国家要结合基本法颁布25周年,在香港社会策划一些宣传活动。特区政府要加大对基本法的推广力度,在中小学增加基本法的课时并在媒体上广泛宣传基本法。通过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的广泛宣传,使广大市民树立正确的认识。

  第二,要做好青年人的人心回归工程。我建议国家利用开发前海、南沙,给香港青年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在服务国家建设中实现人生价值。我也希望内地和香港社会共同努力,透过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实习体验,加强青年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使爱国爱港成为主流价值观。

  第三,要利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发展香港经济。香港必须跳出传统的本土局限,以创新思维参与全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才能为香港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今年,国家将制定“十三五”规划,我希望“十三五”规划继续把香港考虑在内,对粤港澳合作进行充分具体规划,使香港继续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作出贡献,同时也使香港搭上国家快速发展的列车。我们香港工商界也愿意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帮助特区政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化解市民对政府的怨气,增强香港社会的凝聚力和正能量。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统阐述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协商渠道,是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学习贯彻文件精神,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应着重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为此建议:一、以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政协协商民主,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工作方法、实践模式和工作网络,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意见》明确指出,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专门的协商机构,赋予政协在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中责无旁贷、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要以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明确工作思路,制订工作规划,细化工作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完善制度体系,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二、完善制定政协年度协商工作计划的制度。2014年,全国政协首次制定并实施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协商工作的计划性、权威性显著增强。许多地方政协也制定实施了年度协商工作计划,但制定协商工作计划的内容、形式、程序等不尽相同。年度协商工作计划是政协开展协商民主的重要依据,制定协商工作计划本身需要明确的制度规定。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各级党委要把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作为重要环节纳入决策程序,会同政府、政协制定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围绕确定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协商程序、成果运用等做出明确规定。政协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应由省区市党委办公厅发文,推动政协协商民主更加规范有序地开展。

  三、健全委员知情明政和服务联络制度。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必须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知情明政是委员履职尽责、协商建言的重要基础,要健全知情明政制度,探索建立政协委员阅读相关文件的制度安排,建立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定期到政协通报情况的制度。今年,全国政协将制定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工作规则,健全提案办理协商、视察调研、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规章制度,以及委员履职评价机制,这些将为各级地方政协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和有力指导。

  四、探索建立政协协商议政的互动交流机制。政协不是权力机关,也不是决策机构,而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发扬民主、协商议政、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积极搭建平台,为社会各界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坚持体谅包容、求同存异,尊重和包容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允许不同思想观点在政协交流交锋交融。因此,政协开展协商民主,不仅要完善表达机制,还要进一步建立互动交流机制,通过发言、讨论、提问、解答、辩论等,开展平等、民主、科学的协商对话,增强协商实效,提高协商质量。

  五、探索建立政协履职信息公开制度。共识需要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力量需要在公开互动中凝聚。通过信息化建设,促进政协履职信息的公开透明,对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上海市政协通过使用规范的提案、建言电子文本,建立完整的信息数据库,向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公开,并逐步向社会公开,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方面,促进协商建言质量的提升,有利于政协发挥资政建言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效推动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政协协商建言的重视、反馈和采纳,为远程协商、网络议政奠定良好基础。同时,也促使政协工作更接地气,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让群众感到人民政协离人民很近。

  “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的全局。习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李克强总理也强调,农民为中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要善待农民。善待农民,就是让农民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就是通过富裕农民,让农民成为体面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善待农民,更要善待占农村劳动力65%以上的农村妇女,因为农村妇女既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美丽乡村的建设者。农民有体面,小康才全面,农村妇女有体面,农民小康才全面。

  然而在现实中,农村妇女权益保障还存在一些问题,成为善待农村妇女的主要障碍。一是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难以落实。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联合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18—64岁的农村妇女中,有21%的妇女因婚嫁、丧偶、失地等原因,其土地承包权益没有得到落实。目前正在开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试点中,仍有一些出嫁妇女在娘家和婆家都得不到登记确权,土地权益挂了空挡。

  二是部分妇女集体经济成员资格被剥夺。一些地方在村规民约中对出嫁、招婿、离婚、丧偶妇女及其子女作出歧视性规定,强行剥夺她们的村民资格,不给这些妇女应有的征地补偿和集体收益分配,使她们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

  三是宅基地给男不给女。目前,绝大多数地方宅基地登记簿上通常只写男性户主的名字,包括妇女在内的其他家庭成员名字都没有体现。这种情况下,农村妇女一旦婚姻变故,宅基地很难分割,便被“名正言顺”地扫地出门。

  四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农村妇女难以获得有效救济。现行法律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没有明确界定,法院对上述妇女侵权案件受理难、判决难、执行难,使得妇女虽然有理但求助无门、投诉无据。

  农村妇女权益得不到保障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在经济上,它使妇女难以独立行使财产权利,极大影响了她们作为农业生产主力军的热情;在家庭中,使妇女长期依附男性,不少遭受家暴的农村妇女长期忍气吞声,害怕离婚后成为“地无一垄、房无一间、钱无一分”的“三无人员”;在观念上,直接导致了农村生育男孩的偏好,成为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重要推手。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一些农村妇女在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又求助无果的情况下,被迫走上集体上访之路,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针对上述问题,2014、2015年中央两个一号文件都指出要“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高度重视。为落实中央要求,农业部与全国妇联联合下发会谈纪要,推广试点地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经验,要求各地“明确共有人登记标准,在登记薄和权证上写上妇女名字”等,充分体现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夫妻平等享有的财产权益。

  为进一步保障农村妇女权益,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发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法律文件,切实贯彻中央精神,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在出台深化农村改革的各项政策及完善有关土地确权、管理、流转等相关法律时,充分体现男女平等宪法原则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要求。

  第二,建议民政部门出台文件并采取措施,对村规民约进行普查,指导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决议中涉及婚嫁落户、离婚丧偶、土地相关权益分配等方面违反男女平等宪法原则的条款,依法纠正完善。

  第三,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案件的立案条件,并出台司法解释、公布示范案例加强对此类案件的审判指导,为保障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筑起最后防线。我们坚信,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9亿农民,一定会过上富裕日子,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向全面小康社会,让我们为之共同努力。

  对执政党而言,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意味着从严治权,意味着从权力配置,到权力运行、监督,都须有更高的质量和要求。其中,权责对等,是权力配置的一条基本原则。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权责失衡的现象不在少数。理顺权责关系,是进行深层次改革已经绕不过去的、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之一。

  想讲三点看法。第一,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深层原因在权责不对等。在现实权力运行上,可以发现一系列看上去十分矛盾的现象。例如,在不少地方调研,都会听到编制严重不足的抱怨。但是,很可能在同一地方,有数量可观的人在吃空饷,其中有些人甚至在该单位连面都未露过。又如,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官员们常常抱怨自己待遇差、工资低,但是换一个场合,他们使用起公款的那股“狠劲”,就是发达地区的人也会刮目相看。

  毋庸说,这种矛盾,在县乡党委书记身上体现得再充分不过了。人们总觉得,在中国,县委书记有很大的权力,风光得很。但是,您去和县委书记们谈,他们却往往会诉说很多的无奈,诸如在上访通报压力下被上访者拿住“痛处”,疲于应付;对项目、工程中的腐败“有举报必查”,让他们在干事和不干事之间左右为难,纠结不已;等等。

  这些现象,归结到一个问题,似乎就是:官员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大了,还是小了?官员认为自己权小、不够用,旁人则认为他们权太大,大到滥用权力不受限制,乃至腐败。其实,既不能简单听信个别官员的一面之词,认为他们权太小,小到“官不聊生”、成为“”的地步,也不能简单认定他们的叫苦纯属忽悠、毫无道理。其实说到底,这不是一个权大权小的问题,而是权责不对等、权责失衡的问题。他们经常会显得权力很大,因为有时用权随意而又无需担什么责任;有时他们要承担很大责任,却又缺乏履行这些责任所需要的权力。不少问题便由此而出。这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今官场的一种政治生态,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高度重视权责不对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改革和权力调整过程中权责失衡的出现在所难免。但是,权责长期失衡,则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后果。以县乡的状况为例:一方面,县乡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基层。但在权力配置上,县以上的任何一级都比县有更大的话语权。长期如是运行,高于县的层次往往截留了更多权力,而把责任推给县乡;县乡层次担负了很多责任,但却无足够权力。于是,在权力配置上出现了上面权大而责小、下面权小而责大的总体失衡。

  另一方面,在责任重、维稳和发展压力巨大而又权力不够用的情况下,一些不守规矩者往往会向外伸手。一是向上伸手,各种各样的“跑部钱进”均属此例;二是向市场伸手,往往导致企业负担沉重,甚至业主纷纷“跑路”;三是向社会伸手,导致强拆、反项目维权等事件时有发生。最后结果必定是腐败现象滋生、泛滥,党群关系紧张,党和政府公信力逐步丧失。上述情况,还会给老百姓造成一种片面的认识:越往上面,越是圣人、好人多,越往下面,越是坏人、恶人多。而实际上,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损害的不只是县乡党委书记的形象,而是整个执政党。

  第三,对权力配置科学化,需要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深化改革,沿着权责对等的思路科学配置权力,是从严治权的一个治本之策。改革的重点,是逐步消除那种权大责小或权小责大的不科学状态。例如,更多的针对地方的具体项目管理应当调整为宏观的责任管理,给县一级以更大的自主权、统筹权;更多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达标活动,应当改革为系统整合过的、比较统一的评估体系,让地方和基层从忙于应付中解脱出来;更多地依靠制度规范和老百姓的参与,而不仅仅是靠上面的约束来营造官员“不想腐、不愿腐”的环境等等。朝这个方向深化改革,权力运行才有可能真正跳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台湾青少年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回首历史,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先后有5万多名台湾同胞渡海翻山,回到祖国大陆参战,其中大部分是热血青年。他们以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行动,为中华民族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前,台湾青少年不仅是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群体,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多种原因,有部分台湾岛内的青少年,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了解不深,特别是对于大陆的政治体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存在认识误区,导致国家认同感与民族归属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习总书记在会见台湾乡亲时明确指出,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要多想些办法、多创造些条件,让两岸青年多来往、多交流,使他们能够担当起开拓两岸关系前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此,我们建议,根据青年人思路开阔、性格可塑性较强的特点,在两岸交流交往中,下大力量,有针对性地务实做好这方面工作,不断增进“两岸一家亲,共筑中国梦”的感情认同。

  第一,创造条件,增强吸引力。建议认真总结以往开展参访交流活动的经验,三管齐下,增强实效。一是根据台湾青少年的生活习惯,探索建立费用低廉的自助旅游模式,为收入不高的台湾青少年来祖国大陆参访降低门槛,比如为持台湾学生证的游客提供相关旅游景区门票优惠。二是安排精品线路,让台湾青少年了解祖国美丽的自然风光、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喜人的发展成就。三是创新形式,努力把“参访”变成“亲身参与”,把“联谊”变成“常态联系”,让两岸青年交流更加深入、持久。

  第二,发挥优势,增强凝聚力。中华文化是凝聚海峡两岸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的精神纽带。建议由青年组织牵头,文化、教育等相关部门提供指导和保障,在交流中更加突出文化特色,以建立姊妹学校、兴趣协会、青少年夏令营和高校学生社团联谊等形式,开展语言文字、儒家文化、民间习俗、传统技艺等展示与学习活动,使两岸年轻人切实感受到“命运攸关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第三,搭建平台,鼓励创业。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和源源不断的机会,近年来,有意愿赴大陆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比例大幅攀升。针对这个情况,建议努力创造条件,打造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就业新平台。比如,通过实施人才培养计划、引进计划等形式,为台湾学生来大陆就读、就业、发展提供帮助。再比如,在有条件的省市设立“两岸青年创业园”,通过成立创业导师团,开展创业技能培训和孵化工程项目,积极为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提供空间、设备、技术、人才、信息、商务支持等方面的辅导服务。还可以中小企业较多、两岸第三产业合作发展空间较大的实际,积极引导台湾青年参与到涉及网络、信息、商务中介、餐饮食品、农业开发、园艺花卉等第三产业的创业投资中来,实现互利双赢。

  第四,加强新媒体交流,传播正能量。新媒体与青少年密不可分。建议结合两岸青少年交流,探索建立APP(移动应用服务)、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交流平台,开展文化娱乐、专题征文、网络游戏等精彩互动,还可以在“海峡论坛”等大型活动中设立“青年网络论坛”,方便两岸青少年沟通学习,努力传播正能量。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引导岛内青少年正确认识两岸历史和现状,逐渐消除误解,增进信任。总之,两岸青少年有着携手合作,“筑梦、圆梦”的美好愿望。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真诚的努力,帮助台湾青年一代享受到两岸交流交往的“红利”,促使他们感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从而团结两岸青少年,使他们共同成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生力军。

  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有腐必惩,有贪必肃”,零容忍惩治腐败,反腐败呈现出中央高度重视、群众高度期待、贪官高度紧张的“三高”态势。反腐败成效显著,“老虎”“苍蝇”一起打,赢得了党心民心。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部分地方塌方式腐败就是典型案例。

  2014年山西有7名省部级官员被查,4名常委落马,17名现任或曾任县委书记落马。太原先后有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市公安局长违纪违法。塌方式腐败反映了当地政治生态恶化,形成“政商关系网”“共腐关系圈”的“小气候”。搞利益输送、人身依附、拉帮结派,造成公权力塌陷。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大行其道,“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为常态,结果卖掉了官位,失去了人心。从严治党在这样的“小气候”里很难落实。

  权力暗箱操作,少数人或个别人说了算,“这法那法,领导的看法才是最大的法”;有的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台上高调反腐败,台下带头搞腐败。有的基层干部只办“三件事”,一是有利可图的事,二是自家和亲戚朋友的事,三是拿了人家好处的事。心想歪了,经也念歪了。塌方式腐败严重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破坏政治纪律规矩。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当地政治生态污染之源。

  “劣币驱逐良币”“逆淘汰”“潜规则”盛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没有底线、无法无天的“边腐边升”;“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会来事、苦干实干的没有上升通道;群众有看法没办法。结果腐败“窝案”爆发,“挖出一个,牵出一串”,“一个人倒下去,一群人睡不着”。坚决拥护党中央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铲除“塌方式腐败”的土壤,重构清正、清廉、清明的政治生态!关键是破潜规则,树明规矩;核心是解决用人导向的问题,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把为民、务实、清廉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建议:一是杜绝干部“带病提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干打雷不下雨,还是用有关系、打招呼等老一套,群众就会说“又是搞假的”。当务之急,严明党纪、依法治权、徙木立信、选贤任能,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说用人体制改革得好。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探索地方“一把手”有效监督机制,加大权力公开运行改革。探索新提拔领导干部家庭财产、重要事项的核实制度,出台细则,严格执行“不申报不提拔”、“不如实申报不提拔”、“凡提拔必核实”规定。公开核实结果,腐败了就不能提拔,腐败了就要惩处。

  二是加快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公开选拔、公正透明、公平竞争。公开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及时充实到关键领导岗位,激浊扬清,树正气,引新风。让不想腐、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干成事。重用讲实话、干实事、敢担当的干部。探索能上能下的机制,明确标准,健全竞争选拔、及时调整制度,激发活力。探索能进能出机制,打破地区部门限制,由多数人在多数人当中选人,唯贤是举,风清气正。探索管用的政绩考评机制,“伯乐相马”、“赛场赛马”,让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好干部脱颖而出。“好学才能上进”,让学习成为干部进步的阶梯,干中学,学中干成为从政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三是加强问责监督制度建设。在干部任用提名环节、考察环节、决策环节,把群众公认作为必要条件,依法办事作为重要内容,公开透明作为运行常态。落实用人责任追究制度,倒查干部“带病提拔”过程,问责到人,谁提名推荐、谁签名负责;解决“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表面走程序的问题。坚持巡视监督,强化法治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增强监督合力,把选人用人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司法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当前,推进司法改革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司法改革首先要坚持中国的领导,这是我们最大的国情。司法改革无论在什么时候、哪个方面,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其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导,不能用西方的法治理论和司法制度作为衡量我国司法改革成果的标准。第三,要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顾及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不能过于理想化,也不能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第四,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从中找到合理要素。要注重总结我国法治实践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二、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依宪依法进行。司法权力的运行有其内在规律。必须准确把握司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司法制度体系。改革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调整,决不能置司法规律于不顾,大搞部门本位主义。凡涉及部门利益的事项,应当加强顶层设计,由中央统一进行。司法改革必须依宪依法进行,于法有据。对于法律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要看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没有按照法律实施产生的问题。如果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就要首先回到法律上来,依法办事。如果突破法律规定进行改革,就要得到授权。改革方案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评估,特别是要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不能闭门造车、关门改革。

  三、坚持“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齐头并进。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二者不可偏废。现在一些地方的司法改革,有重“去地方化”轻“去行政化”的倾向。我国司法领域存在不公,既有外部干预包括地方党政领导插手案件的原因,也有司法机关内部上下级打招呼和司法人员个人的原因。相比之下,后者所起的作用更大。而且,许多外部的干预也是通过内部的行政化才起作用。因此,在司法“去地方化”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去行政化”。另外,“去地方化”也要注意发挥地方党委、政府、人大的积极作用。

  四、既要加强法官的权利保障,又要注重法官素质的提升。司法改革主要围绕法官进行,首先要保障法官的权利,具体来讲:一是要让审理者裁判。取消庭长、院长的层层审批,审委会对案件进行讨论仅限于法律适用问题。二是要提高法官的待遇。法官员额比例的确定要充分考虑人均案件数和工作量。去年的案件量大幅增加。随着立案登记制度的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加强,法官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大。三是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同时,也要注重法官素质尤其是职业操守的提升。对此,需要一整套制度予以保障,包括科学合理的制约监督制度体系,突出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及律师、公检法司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选拔机制,设立相对独立于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

  五、要强化司法责任制和司法公开。强化司法办案责任制,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的责任制。实施过程中,要与完善法官职业保障相结合,避免只讲责任不讲权利;追究错案责任,对错案要有明确的界定,依据法定程序进行,避免行政化追责。以司法公开推进司法公正,着重强化以下两方面:一是庭审公开。把庭审做实,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作用,避免先定后审、先审后议。二是真正发挥裁判文书接受监督的作用,要求四级法院一律加强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裁判文书全文公开而不是仅公开摘要。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方面,我们将面对以下国际环境及其带来的挑战。一、如何在推进国际秩序的完善与重构的大背景下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当前国际安全和经济秩序进入深度调整和重构时期。在政治安全领域,目前正在欧洲和中东愈演愈烈的一些争端,本质上都涉及到欧洲和中东地区安全秩序重构和政治边界重划的问题。美国强化美日安全同盟,日本加快推进“国家正常化”,本质上涉及二战后东亚战后秩序调整和重构。在经济领域,国际货币汇率复杂波动、石油价格持续下挫等重大变化,本质上都涉及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结构性重组,并由此牵动全球增长结构、产业结构和资本流动结构发生变化。当前,美等各大国纷纷加大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和投入。在此背景下,我国应重视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提出和确立新规则、新模式、新秩序,改革和完善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

  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机遇和风险。“一带一路”战略面临两大全球性机遇:一是以结构调整为推动力的全球性基础设施投资机遇。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的双重挑战,因此把解决这两大难题的联结点放在增加定向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上,近年来纷纷推出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规划。这为我国与沿路沿线国家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平台。二是以解决FTA(自由贸易协定)碎片化为推动力的自贸区整合机遇。目前,全球各类区域性FTA已达583个,但线个,不足一半。企业实际利用FTA的比率普遍不高。提高FTA的利用率和整合碎片化的FTA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迫切愿望。这种需求是我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抓手。整合沿路沿线现存的各种FTA,将有助于我从战略高度出发,打造新型的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规则和体制。

  推进“一带一路”也面临两大战略风险:一是地缘政治风险。沿路沿线的合作伙伴中,许多是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其中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尤其为此。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值得我高度重视。二是国际金融风险。今年美联储将开始逐步退出量宽,而欧洲和日本央行则在扩大量宽。这将加剧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不定。此外,全球债务规模的膨胀速度远高于全球GDP增速。我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须对合作对象逐一具体分析,防范汇率波动和债务风险冲击我战略大局。

  三、充分发挥全国政协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独特作用。建设“一带一路”是以习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全国政协围绕这一工作可以发挥以下两方面作用。

  一是充分发挥全国政协的人才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完善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作为牵动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系统工程,每一步骤每一细节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国政协拥有各行各业的专家群,可根据自身人才资源,把“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任务、机遇和挑战,分解成具体问题,组织力量进行系统的专题性研究,把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职责,具体落实到“一带一路”战略的专题性系统性研究中去。

  二是充分发挥全国政协委员对外联系面广的优势,当好“一带一路”战略的信息收集员和对外宣传员。“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一年多来,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和期待,同时也引起一些猜疑和恶意诋毁。全国政协有着广泛的国际交流渠道,可利用这一优势,围绕推广“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对沿线沿路国家及其有关舆论进行梳理;在对外交往中有针对性地做好增信释疑工作,为“一带一路”战略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合作氛围。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全国工商联开展非公有制企业法律服务调研,广大民营企业家普遍反映,中共中央强力反腐,深得党心民心,表示坚决拥护。同时,希望加强法治建设,净化政治生态,建立健康、清廉、相互信任的政商关系。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查处了一系列贪腐案件。不少案件涉及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少数腐败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租寻租,大搞权钱交易,有些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一些不法商人“信权不信法、信人不信法、信钱不信法”,热衷于“剑走偏锋、行潜规则、走夜路、甩红包”,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公职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阻碍和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严重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最近,有些地方又出现了懒政怠政的不作为现象,一些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对企业家避之不见;而有些见了企业家满脸笑容、客客气气,搞“软拒绝”。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现在的“背对着背”,官员和企业家之间横亘着无形的“隔离门”和“玻璃门”,使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

  为此,我们建议:一、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才能防止权力成为私产,成为套利赚钱的工具。权力公开透明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权力配置,厘清权力边界,防止上面“多头多脑”、下面“昏头昏脑”。良好的政商关系需要规范的权力运行。要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禁止皆可为,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用政府的良好服务、官员的廉洁自律、法治的平等保护,为企业营造宽松和谐、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二、要建立党政干部正常联系民营企业的机制。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出资人和个体工商户已有7000多万人,他们是党在经济领域必须团结依靠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新常态下,必须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才能。良好的政商关系需要官商正常交往,官员要堂堂正正走进民营企业,干干净净与企业家进行接触交往。要建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与企业家的沟通联系机制,提出党政干部与企业联系交往的要求和规矩,解除他们与企业接触的后顾之忧,让官员开门与企业家经常交往,做到工作联系等距离、服务帮助零距离、私情交往远距离。广大民营企业家在处理政商关系方面,也要严格自律,依法依规,走正门、干正事,不搞歪门邪道,“不踩雷区不碰红线”,不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树立自身良好社会形象。

  三、要引导教育民营企业家守法诚信。民营企业家是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特殊群体,正面能量很大,而一旦涉腐,负面影响也很坏,必须加强教育引导。今年,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以守法诚信教育为重点,深入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对社会的信誉。要加强正面典型宣传,开展案例剖析和警示教育,增强企业家法治意识,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要引导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高核心竞争力,彻底摆脱对官员不正当关系的依赖。

  当前民营企业普遍面临市场需求不足、要素成本上升、转型升级困难等问题,迫切需要党和政府的关心扶持。我们相信,健康清廉的新型政商关系一定能够建立起来,民营经济的活力将充分迸发,民营企业家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将充分涌流!

  近两年,习主席就两岸关系发表系列重要讲话,阐述了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政策主张。习主席讲话强调“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两岸同胞要心灵契合,深得人心。我认为,在习主席系列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大家应齐心协力,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澳门作为实践“一国两制”的重要示范,更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澳门与台湾历史渊源深厚,现实交往密切。一直以来,澳台之间透过经商、求学、就业、旅游、通婚等方式,形成血脉相连的亲密联系。澳门回归后,澳台关系成为两岸关系特殊的组成部分。15年来,澳门积极开展与台湾的良性互动,在两岸关系中,担当着独特的角色。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新阶段。澳门的平台作用不仅不会减弱,而且,基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更增添了新的内涵和使命。

  在此,我谨提出四点思考:一、突出“两岸一家亲”理念,强化澳台交流互动的效应。文化交流和亲情互动,一直是澳台关系的核心内容和主线。回归以来,澳门对台联系更加密切,各类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例如,去年举行的世界闽南文化节,包括台湾在内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共130多个社团,欢聚澳门,大家一起会乡亲、叙乡情、论文化,发挥了闽南文化联结海内外闽南儿女的根脉作用。澳门的妈祖文化旅游节,更是促进文化交流的品牌活动,共同的信仰,为两地同胞架起一座连心桥。还有澳台关系研讨会、南音说唱等活动的开展,不断加深两地情谊,凝聚了向心力。

  在此基础上,澳门还要突出“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强化澳台两地的民间交流,对相关活动进行新的规划,以共同血脉和文化为元素,增强活动的主题性;以体现真情、凝聚亲情为诉求,扩大文化交流的接触面,增强载体作用,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

  二、总结“一国两制”成功经验,增强澳门的示范作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最佳方式。香港和澳门回归,承担了这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并为 “一国两制” 做出重要示范。去年9月,习主席针对“一国两制”,特别强调了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各界意见和建议,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引起热烈反响。要结合“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对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进行系统地整理和总结,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丰富“一国两制”的内涵。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言之有物,诉之民心,让台湾民众更好了解“一国两制”,消除误区和疑虑,增强信心和决心。其间,澳门可发挥良好的桥梁作用,以民间交流为传导,透过一些实效性举措,比如以优惠政策招收台生、吸纳台湾人才、密切青少年互动等,强化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感。

  三、深化澳台关系,提升澳门在两岸关系中的功能。在新的时期,澳台关系面临新形势,应有超前思考,创新思维,打造澳台关系升级版,为两岸关系发展增添新的助力。一是澳台关系可以先行先试,在建立正式官方联系机制、增进澳门与台湾岛内各城市、不同党派的交流等进行尝试和探索;二是丰富澳门在两岸关系中的平台功能,逐步设立两岸学术、旅游会展、文化创意、和平发展论坛等平台,多途径、多层面拓展交流;三是结合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推进两地经贸合作,增添澳台关系的“含金量”。

  四、推动跨海区域融合发展,打造两岸四地商贸合作大平台。基于粤港澳台在地缘、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发展融合度,可藉助珠三角城市群的辐射效应,在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基础上,结合澳门打造中葡商贸平台,进一步推动两岸四地、跨海区域融合发展,以广东自贸区中的横琴新区、南沙新区为载体,构建粤港澳台商贸合作大平台,通过推动经济融合发展,促进政治融合与文化融合。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转变职能,提高公信力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去年成立专题组,围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公信力”开展了深入调研。调研组认为,新一届政府组成以来,国务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动作较快、力度很大、成效明显,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增强了政府公信力。一些地方探索和积累了好的做法和经验,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思路。

  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需要关注和解决:一是一些地方认识不到位,片面追求取消和下放审批数量,甚至互相攀比,而对政府职能转变重视不够;二是法律支撑不够,一些权力下放和转移缺乏法律依据,有些陈旧的法律法规已经成为改革的阻碍;三是统筹协调不够,部门间权力下放不同步,造成地方执行困难;四是不少地方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公众参与不足。

  为此,我们建议:一、统一认识,切实增强各级政府转变职能的责任担当意识。各级政府对审批制度改革的突破口作用要有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其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敢”字当头,勇于冲破既得利益藩篱和传统计划经济理念的束缚,不能消极怠工、推诿扯皮;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审改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破冰价值和带动作用。“割肉”也好、“断腕”也好,都是为了“强身健体”。简政放权不能简单地“一放了之”,更不能“为放而放”,在改革的突破阶段,对取消下放审批事项有一些数量的要求是必要的,但是也要实事求是,并非放得越快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不宜简单地把取消和下放的数量作为衡量和考核改革成果的指标,而应把政府职能是否切实转变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

  二、法规先行,明晰权责,科学制定权力清单。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能不能真放、实改,改到位、不反复,关键在于能否依法行政,于法有据。长期以来,政府职能界定及其在各层级、部门间划分缺乏法律规范,存在一定随意性,造成了部门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的矛盾,增大了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因此,要尽快通过法律方式界定政府职能边界,完善政府事权划分的法律制度。建议尽快研究制定《政府职能法》,对各政府部门的性质、法律地位、职责权限、内设机构、人员编制等作出明确规定和具体规范,依法制定和完善权力清单。尽快组织力量对涉及行政审批事项设定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规范立法机制和程序,增强立法能力和水平,切实为深化改革清除障碍,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三、整体谋划,协同推进,鼓励创新,加强指导。下一阶段的改革将涉及更多核心权力和利益的审批事项,需要加大指导、协调和沟通的力度。建议:一是国家尽快出台统一的深化审改的指导性意见,明确行政职权概念界定、类别划分、梳理口径、清理标准等事项,为各地推进改革提供指导;二是成立一个综合的权威部门,建立横向协调、上下联动的协调反馈机制,对改革进行统筹协调,消除部门利益干扰;三是适当赋予设区的市相应的立法权限,鼓励基层政府大胆探索,进行差别化试点,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在实践中创新结合起来。

  四、发挥协商民主作用,积极有序扩大公众参与。重大改革措施要开展广泛协商,通过组建审改咨询委员会等形式,听取专家、相关团体、个人对清理和保留审批事项的意见建议,充分发扬民主。要开门搞改革,及时公开改革进程和结果,通过公开述政、网络问政、民意调查、第三方评价等方式,构建开放式的公众评价机制,强化群众监督对政府工作的约束力,增强改革的科学性和公信力。

  过去的一年,或许一些社会不公让你寒心,或许一些人性冷漠刺你心痛,或许一些网络“吐槽”令你反感,或许一些生活中的“负能量”使你沮丧,但总有一些人让你难忘,总有一些事让你热泪盈眶。那些贯穿于社会生活点点滴滴、蕴藏于政治经济方方面面的正能量,犹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时时激荡我们的心灵,拨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我们要为祖国点赞!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国家发展铆足了后劲;不断创新、突破“瓶颈”、补足“短板”,开创了新常态下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新局面;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显示出中共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与魄力,让人民坚定了“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信心;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共中央统筹谋划、内外兼修,“一路一带”、亚太自贸区、APEC会议,让世界一次次聚焦中国发展、感受中国魅力!这一切,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我们要为群众点赞!那些发生在基层、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善举义为,绵绵不断地传递着别样的温情和满满的正能量。最美乡村医生、最美乡村教师……无数个发生在基层的感人故事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新疆和田三万群众不惧危险自发参与围捕暴恐分子,谱写了一曲“警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颂歌;昆明火车站保安用血肉之躯阻挡杀戮,用生命彰显了职业的尊严和信念的崇高。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八号、天宫一号,从嫦娥探月到蛟龙潜海,从天河超算到量子通讯,在青年知识分子团队中,我们看到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我们要为干部点赞!上至中央领导,下到村委班子各级干部都“蛮拼的”。云南独龙族汉子高德荣身为副厅级,主动提出“把办公室设在独龙江”,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身患癌症的山西省返底村支书段爱平,15年将自己的百万钱财全部投入乡村发展,被誉为贴工、贴钱、贴命的“最美村官”;江苏南通交警曹奔柔情执法,温暖了多少人的心,像这样开出爱心罚单的执法者,又何止他一人!

  这一个个人、一件件事、一份份情,感动着你我、感动着全社会。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但可以用心来感受这一切。改革发展稳定、真善美始终是社会的主流、时代的潮流。一个人只有汲取正能量才能变得积极、自信、乐观、向上,一个社会只有凝聚正能量才能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一个国家只有集聚正能量才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转型的中国正经历着各种考验,承受着剧烈阵痛,尤其需要强大的正能量。面对社会万象,牢骚满腹,一味当骂客不可取,也不能只当看客,或者做匆匆过客!我们不妨静心思考,多一些“审美”少一些“炫丑”,从榜样身上汲取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明心敬义、崇德向善。作为媒体,更应客观公正,甄别引导,不媚俗讨好、不哗众取宠,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

  我们应当点赞正能量。对于正能量,怀疑可以理解,而一概怀疑、尽是嘲讽不可取,应多一些点赞。网络上铺天盖地为“布鞋院士”叫好,使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人格风范在公众心中强化。我们应当厚爱正能量。不让守规矩、献爱心的人吃亏,应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方方面面对“夺刀少年”的持续关爱,让社会感受到“好人有好报”这一朴素道理。

  我们更应当弘扬正能量。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在赞美善举、厚爱义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践行善举义为。当一个郭明义变成千万个郭明义,雷锋精神就不会失传,社会正气就会长存!你怎样,中国便怎样!强大的正能量源自每一个人。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良知出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充满滔滔不竭的强大正能量!只有这样,中国梦才会成为美好的现实!中国怎样,你才会怎样!